“雅雅，你有从头再来的勇气，有不被定义的自由。你可以成为任何人，但任何人都无法成为你。别吹灭那光。长大快乐。”
这是女孩雅雅写给自己的生日祝福。这个成绩曾经优异的孩子，步入高中后，因恐惧成绩下滑陷入重度焦虑，情绪低落，甚至出现自残行为，最终躲在家中，拒绝见任何人。
在大米和小米后台，我们常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无奈：
一种来自谱系家长：明明孩子各方面能力都达到入学标准了，却很难找到合适的学校。
另一种来自大众家长：孩子一路卷进了重点学校重点班，却不知道为什么上着就再也不肯去上学。
这两种悲欢看似并不相通，但读完梁鸿老师这本《要有光》，你会发现这两类家庭撞上的是同一堵墙——那是一堵只允许“标准成功者”通过的墙。
无论是被关在校门外的，还是想逃出校门外的，他们可能都是这套评价体系下的“受害者”：如果路只有一条，错的不是孩子的脚，是路太窄了。
文|苏珊
编辑|Zoey_hmm
图源|网络
“悬置”在家中的孩子
著名作家、学者梁鸿，曾以《中国在梁庄》等作品深刻记录中国乡村变迁，这一次，她将目光转向了一个更寂静却更汹涌的现场。
因自己高中阶段的孩子遭遇情绪问题，梁鸿发现身边休学的孩子比比皆是，从小学到二三十岁，他们“悬置”在家中，成为家庭难以言说的秘密。
带着一位母亲的切身之痛与一位学者的社会责任，梁鸿花费三年时间，深入北京、中等城市滨海、县城与乡村丹县的家庭、学校与精神医疗机构，采访了众多孩子、父母、教师与医生，完成了非虚构作品《要有光》，目前豆瓣评分已高达9.2。
这本书尖锐地指出：这些孩子不是“问题患者”，而是最早感知并承载社会矛盾的神经末梢。
在谈论这一切之前，一组冰冷的数据足以令所有人警醒。
《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》披露：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%；50%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；41%的患者曾因抑郁休学；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%-20%。
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障碍专家郑毅在纪录电影《陪你到清晨》中指出：在中国6-16岁的儿童青少年中，精神障碍的总体患病率高达17.5%。
其中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、焦虑障碍、对立违抗障碍、抑郁障碍等都占有相当比例。
这些数字可能正发生在我们孩子的班级里、邻居家，甚至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。然而，由于普遍的“病耻感”，许多家庭选择沉默。
梁鸿认为，这一代是“悬置”的一代：他们成长于物质相对丰裕的时代，却在精神层面史无前例地逼仄。
在高度同质化的“成功”叙事——好大学，好工作，高阶层中，他们自我探索的空间被急剧压缩，陷入“物质丰裕、精神无家可归“的生存悖论。
“升学至上”的氛围，如同无处不在的空气，无形却沉重地包裹着每一个孩子，从重点高中的教室，渗透到县城的超级中学，甚至流动在家庭日常对话中。
父母的爱与期盼，孩子的自我与需求，在此刻发生了严重的错位。
父母坚信“吃得苦中苦”的奋斗哲学，而孩子则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过早地开始诘问：“我为什么而活？”“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”
这种精神层面的断裂，让两代人仿佛生活在平行的世界。
梁鸿指出：这些出现情绪问题、暂时“失衡”的家庭，并非社会的异类或失败者，恰恰相反，他们是最敏锐的提问者，率先触碰到了系统性的矛盾。
那些生病的孩子，也不是等待被修复的“故障机器”，而是社会压力抵达极限时，最先感到疼痛的“神经末梢”。
三个地域、一种窒息
为了呈现问题的复杂全景，梁鸿选择了三个极具代表性的场域：北京海淀、中等城市“滨海”、县城“丹县”。
她发现，虽然孩子们都表现为抑郁、焦虑、休学，但其背后的社会根源与家庭动因却截然不同。
海淀，中国顶级教育的风暴眼。家长们多是通过苦读从小地方跻身于此的精英，他们高智商、高情商，也将极高的自我期待投射到孩子身上。
母亲陈清画为热爱数学的儿子吴用规划了清晰的竞赛夺奖、冲刺清北之路。她花重金求人将儿子塞进名师辅导班。
然而，吴用热爱数学本身纯粹的思考与探索，憎恶刷题与应试。最终，他在严重的焦虑和抑郁中休学。
他对母亲说：“我当时要的是学习，而不是上学……你让我那样学习，我觉得我当时死了就行。”
另一位奉行“快乐教育”、从未让孩子上周末补习班的母亲，其子李风在高中时同样休学。李风说：“在学校里，只有20%的人是能被关注的。”
他敏感地察觉到自己在那套评价体系中的“不重要性”，这种无处不在的否定感，最终摧毁了他的内在动力。
在这里，无论是“卷”是“放”，孩子似乎都难逃被系统评判和挤压的命运。父母并非不懂孩子的痛苦，但在全社会功利化的洪流中，没有人敢拿孩子“前途”做赌注。
在“滨海”这样的城市，问题呈现出另一种样貌。
家长普遍采取的策略是将孩子送入补习班。他们会在物质上尽力供养，但在精神和情感认知上，却与孩子存在巨大隔阂，甚至骨子里透出一种“冷漠”。他们的爱，常常附带着清晰的条件。
“丹县”的情况更出乎梁鸿的意料。在乡镇卫生院的精神科，几十个病人中超过一半是未成年人。这里的孩子，许多是留守儿童，亲密关系先天缺失，内心藏着深深的创伤。
一些父母将孩子送进县城实行军事化管理的“超级中学”，以为这是最好的出路。
然而，超级中学真实作息表，揭示了其中的残酷：早上五点半起床，四百多人抢六个厕所坑位，几乎所有学生都有痔疮或便秘，每周只有两小时假期……
在这种环境下，孩子如果还能心理健康，反倒成了怪事。
尽管地域与家庭背景不同，但“单一化的评价体系”与“情感支持失效”，是贯穿三个场域的共性压力源。
“有限的爱”
通过对无数家庭的深入观察，梁鸿由此触及了中国式亲子关系中深层的症结。许多父母提供的是“有限的爱”。
这种爱仿佛一个银行账户，当孩子成绩优异、行为符合期待时，爱意充盈；一旦孩子成为“差生”、出现情绪问题或偏离轨道，爱就会被迅速收回，甚至转化为失望、批判与鄙视。
正如书中一位补习班老师所言：“家长对孩子的容忍度极低，极端的像丢弃垃圾一样……语言中潜藏的批判、鄙视以及偏见，让人震惊。”
在整个调研中，一个令人心痛的现象是：在绝大多数休学孩子的家庭中，父亲是“消失”的。
奔走求助、日常照料、与孩子直接冲突的，几乎都是母亲。母亲因此被推到矛盾的最前沿，承受双重压力，甚至被家人默认为“问题的根源”。
父亲们往往觉得是母亲“过于焦虑”导致了问题，认为“不管可能孩子就好了”。他们享受家庭的物质成果，却对妻子与孩子精神上的痛苦“一无所感”。
这种缺位，让母亲陷入了孤军奋战的悲凉境地。
书里的每个家庭的问题或许独特——或冷漠，或嘲讽，或存在暴力——但如果一定要抽象出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“不理解”。
他们很少或从未真正尝试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感受世界，并对自己的教育方式抱有高度的自我认同，缺乏反思。
面对坚硬的社会结构，个体的力量显得渺小，但梁鸿不想渲染绝望。她解释“要有光”的含义：家长自己要有光，要有自己的精神支撑和生活，才可能把光亮照到孩子的成长道路上。
那么，在当下的环境中，我们究竟能做什么？
对于家长：勇敢地“撤出一步”。从被社会焦虑完全裹挟的状态中，尝试清醒片刻。反思自己是否已沦为“成功学”的盲目推手。家庭空间的松弛是孩子喘息的前提。
从“理解”开始：真诚地尝试走进孩子的世界，倾听他们关于意义、价值的困惑，而非嗤之以鼻。认识到新一代的精神需求与我们截然不同，是沟通的第一步。
重塑家庭同盟，父亲必须回归。养育不是母亲一个人的任务，父亲的情感支持与共同承担，是家庭情绪稳定的基石。
成为“避风港”而非“加压舱”：在外部环境高压的情况下，家庭应努力成为孩子可以喘息、被无条件接纳的安全岛。这比多报一个辅导班更重要。
对于教师与学校：即使无法立刻改变僵化的制度，但至少可以“不那么轻易地放弃一个学生”。一个鼓励的眼神，一次耐心的交谈，少一些冷漠和否定，就可能为某个孩子留住一丝希望。
而社会，是时候正视“成功”定义的多元化了。当“人一生不能只是谋生”成为共识，当教育不再仅仅是“谋生的苦役”，孩子们才有空间去探索自我，绽放独一无二的生命之花。
AI时代的到来，更在倒逼我们反思：以刷题和准确率为核心的教育，未来究竟意义何在？
“我们要用相对放松的状态跟孩子交流，知道孩子在想什么，然后我们共同往前走……”梁鸿在书中写道。
改变庞大的系统固然艰难，但每一个成年人，都可以从审视自身开始，从改变与身边孩子的相处模式开始。
我们无法立刻驱散所有黑暗，但至少可以选择不去吹灭孩子心中的那束光，并努力让自己成为光源。
雅雅守住了自己的光。而更多的“雅雅”和他们的家庭，仍在黑暗中摸索。《要有光》是一次沉重的叩问，更是一份温暖的邀约：邀请所有成年人，成为共同的“护光者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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