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一代人对世界的认知，都锚定在其成长的坐标系中。当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将“95后”“00后”推向“富足却充满变量”的时代，代际讨论已从情绪摩擦演变为更深刻的命题：在阶层分化与机会结构调整的今天，两代人如何重新定位彼此？当父辈仍笃信“努力即成功”，传统的奋斗叙事又该如何接续？

1月17日，“复旦问学讲堂”开年首讲，以《富足一代》新书分享为契机，邀请作者伊险峰、杨樱，纪录片导演周轶君、文化记者林子人及复旦大学MBA项目主任曹能，从不同视角解码“富足一代”的精神图谱，探讨代际间的理解与共情。

在媒体人伊险峰看来，“富足”是一个动态概念——对经历过匮乏年代的父辈而言，它是物质条件的改善；对“95后”“00后”而言，匮乏并非日常核心体验，但一种新的“精神匮乏”正在蔓延。

十年前的“狂欢式富足”中，消费、文化与服务的繁荣赋予年轻人冲劲；而如今，机会与资源同步收紧，不确定性成为底色。“大家不是不满足，而是没底了。”伊险峰指出，代际冲突的本质是对未来资源与机会的争夺：“年轻人需要从父辈手中‘拿走’一些东西，而父辈未必愿意放手。”他强调，理解比对抗更重要，生活方式的差异无需放大，耐心倾听才是破局关键。

《富足一代》的写作拒绝“定义一代人”，而是通过深度访谈呈现年轻人的真实处境：他们在机会收缩中如何自处？在父辈的成功叙事与自身的迷茫间如何平衡？伊险峰说：“我们不提供答案，只记录感受——富足不是单一状态，代际理解需要更多共情。”

面对“富足”的争议（如年轻读者质疑“从未感到富足”），作者杨樱坦言，“富足”指向的是社会结构的变迁，而非具体生活条件。书中聚焦“95后”“00后”，试图捕捉他们对机会、公平与意义的感知；同时通过回访（2020年采访，2023-2024年追踪），记录个体在社会经济变化中的轨迹。

技术环境与舆论结构是贯穿全书的线索。书中追问：当年轻人通过智能设备、社交平台进入公共舆论场，他们“看见了一个怎样的中国”？杨樱发现，这一代人早期面对的仍是传统媒体转移而来的知识精英，“表达空间变了，但权威结构未同步改变”——这种错位深刻影响着他们对成功路径与公共价值的理解。

更关键的是，书中用大量篇幅还原父辈（60后、70后）的故事：他们如何在机会丰沛的年代完成资源积累与社会流动？“讨论年轻人，必须讨论他们从上一代继承了什么，又被期待承接什么。”杨樱说，《富足一代》更像一枚“时间胶囊”，保存特定时刻的精神切片——它不总结“这一代是什么”，而是记录“他们如何感知世界”。

在这些记录中，她看到一种方向性变化：年轻人的关注正从“向外扩张”转向“向内探寻”。“这种寻找或许微弱，却指向重新定义自己的可能。”

纪录片导演周轶君感慨，高速发展的中国让每一代人的精神面貌被快速重塑，而标签化认知（如“佛系”“躺平”）正让“看见一个人”变得困难。《富足一代》的价值，在于“钻进细节里”，抵抗碎片式建构。

她举例书中“家庭挂着中国地图与世界地图”的细节：“这种特定年代的‘标配’，若不记录，很快会被历史淹没。”正是这些具体的、微小的描写，让观察者放下成见——当一个人不再是“某一代”的抽象符号，而是带着成长背景与生活经验的鲜活个体，许多固有判断自然松动。“所谓‘无意义感’并非真理，每代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找意义。”

技术的影响同样深远。周轶君认为，互联网与社交媒体“拉平”了代际经验，而AI等新技术的介入，正在打破旧秩序、催生新需求。“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，往往是思想最丰盛的年代——人的探索，总在欲望与能力的平衡中寻找可能。”

复旦大学MBA项目主任曹能在开场致辞中提出，每一代人都有独特的时代际遇，今日的“富足一代”身处高度不确定中，其独立与多元价值应被尊重，而非简单标签化。

他强调，MBA教育的核心是“超越知识与技能”，帮助个体在变化中持续成长，并搭建代际对话的桥梁。“我们以‘我们依然是孩子’为隐喻，呼吁保有最初的好奇与探索欲——面对时代课题，代际应是同行者，而非对立者。”

从“富足”的定义之争，到代际资源的隐性争夺；从技术对舆论场的重塑，到教育对理解的推动——《富足一代》的意义，不仅在于记录一代人的精神切片，更在于提醒我们：在快速变迁的时代，真正的“看见”与“理解”，需要放下标签，走进具体的、鲜活的个体生命。这枚“时间胶囊”，终将在未来被打开，成为解码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注脚。